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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洪涝灾害应对需要从流域尺度开展协同，”孔锋表示，“基于行政边界的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评估是针对单个行政地区自身的评价，而对于周边地区的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特征考虑不足。在流域系统管理视角下，因流域作为一个整体hsck.shb，其气候变化特征和灾害风险演化规律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效应。行政边界无法约束外部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对其内部的影响，因此即使基于行政边界的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评估极为准确，也是局部的特征，无法从流域整体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演化的全局性特征。”

孔锋认为，基于单个城市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灾害应对体系和机制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一方面是灾害的复杂性不断增强，灾害的跨区域影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仅仅做好行政管辖范围内的灾害风险应对会导致我们忽视区域灾害应对中的“木桶效应”，导致各区域仅关注各自辖区内的灾害应对，而忽视边缘交界地区的灾害应对，导致出现灾害应对的“空档”范围，出现“公地悲剧”，导致灾害出现放大效应。

“从流域防洪来看hsck.shb，通过统筹干支流的防洪能力hsck.shb，合理制定防护对象的设防标准，协调流域不同地区之间的蓄、滞、泄的关系。”孔锋认为地区要从流域尺度统筹考虑，开展气候变化背景下超标准洪水风险的预估，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在流域的关键地区修建堤坝。他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指出，北京可以充分发挥“蓄”的作用，作为海河流域中游的河北，就需要做好洪水“滞”的管理，科学划定蓄滞洪区，减少对下游的冲击。而下游的天津则要确保洪水的“泄”，要做好河道的日常疏浚，保证河道畅通。

孔锋说，当经济还没有发展到相应水平时，要从“木桶效应”向“新木桶效应”转型，即在现有的基础条件下，分步走，有序实现区域性的防洪减灾机制。让一个地方能容纳更多的水，城市向“适水型”转变，更加具有“容水性”；当经济发展到相应水平之后，再投入更多的资源去保障短板，提升设防能力，实现区域系统韧性的持续增长。